尽管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我想,对于新歌声,真的无需有太多期待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
从节目本身来说,当然有许多人已经反复说过的素人选手资源过度消耗,竭泽而渔,只好用老面孔充当新面孔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也有大众审美疲劳的原因。以前听某著名选秀节目的高层说“我特别反感有人总批评说中国的选秀节目抄别人,我认为引进是创新的必经阶段”,但很遗憾,类似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已经第五年了,似乎也并没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落实在了哪里。尽管也作了微弱的调整,如新增了导师抢人这样的环节,但整体流程、格局五年如一日,自然疲态尽显。
但我在想,如果抛开这类引进类的歌唱选秀节目固有的审美疲劳的话,对于《中国好声音》系列来说,更让我觉得疲劳的是,它所传达的听觉文化似乎日趋封闭,或者说,它越来越不忌于挑战听众的听觉阈限,而是一味臣服于它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记得第一年《中国好声音》最让我惊喜的是,以成人芭乐为底色的中国素人歌唱选秀节目里罕见地出现了以王韵壹、赵可为代表的爵士音乐,以袁娅维为代表的灵魂音乐,第一次,中国的此类节目不再只是一个改编版的卡拉ok。但几年下来,从选手的选歌来看就日趋保守,每每最受关注的依然是最传统的成人抒情系曲风。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成人抒情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人的音乐趣味的提升,这种建立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基础上的音乐固然可以在瞬间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最难对听众的听觉审美构成挑战的曲风类型。
当然,这两年,不论是张磊凭借《南山南》走红并最终问鼎冠军,还是今年总决赛民谣王子蒋敦豪以一曲《窗台》竞技,似乎民谣与成人抒情歌已经成并驾齐驱之势,成为主导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两大主流曲风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民谣相比成人抒情歌是一个进步吗?未必。当然,在本世纪初,民谣所附带的地下性、政治性相对于已经近乎陈词滥调的、莺莺燕燕的成人抒情歌确实有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或者按照有的乐评人的说法,从政治的层面来说,“民谣接过了摇滚的枪”,昔日摇滚的嘶吼式的政治抗议柔化为更为悠扬抒情的民谣,承载某种政治抒情的功能。一直到今天,满大街你都能听到流浪歌手在唱《南山南》,在唱《董小姐》,民谣早已经不是昔日文艺青年所私享的小众音乐了,它已经成为主流到不能再主流的一种音乐类型。在今年的简单生活音乐节上,当我听到全场乌泱泱的观众一首接一首地卡拉ok式地合唱李志的歌时,我确实强烈地感受到这是民谣最好的时代。
同时,对于歌唱选秀节目来说,民谣也成为成人抒情歌之外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音乐类型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民谣意识形态层面的草根性可以对接选秀节目的平民梦想,而它技术层面的悦耳动听也可以在更大范围能俘获大部分受众的听觉经验。然而问题是,这种强调旋律动听、歌词朴素的民谣风的泛滥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选秀节目的审美潜能。许多人认为选秀节目的演唱有一大必杀技是飚高音,这几乎已经成为这类节目的原罪。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对于旋律优美动听的腔调才是这类节目最常见的通病。一般意义上的旋律优美动听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旋律不是听觉文化的全部。选秀节目上的成人抒情歌、民谣泛滥的副作用就是片面放大旋律的意义,而忽略节奏、编曲等其它听觉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这有点像看电影,好的观影文化不应只是专注于情节,你还应该注意到电影的形式因素,这样才能带来观众电影欣赏能力的提升。
有一种观点批评说,今年好声音不好看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没有贡献出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但为恰恰认为这样的观念本身就很成问题相声民谣版的小苹果。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传唱度?传唱度是好音乐的最重要标准吗?把一首老歌经过改编,换一个特别一点的声音来唱,然后传遍大街小巷,这就是好的音乐了吗?这不就是成人抒情歌、主流民谣所限定的听觉审美的必然结果吗?但这与好音乐之间能否划等号,恐怕还是一个问题。